国家监察法第24条规定监察机关可以对涉嫌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以及可能隐藏被调查人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地方进行搜查……。
此案刊登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8期。以查处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违法违纪案件为重点，严厉惩处腐败分子。
例如，申请人的资格与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的关系。当事人明知政府行为违法的或者当事人出于重大过失而忽视政府行为违法性的。目前，这个概念的内涵尚有争论，但是，既然许多全球行政机构（如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等）可以作出对私主体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力的规制决策，那么，在国内行政法中既建构又限制公共行政的关切，自然会延伸至全球行政机构身上。人民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早在1954年《宪法》中就予以确认，1982年现行宪法也有类似规定。互联网开启了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崭新模式。
在三部法律颁行前，并无有关设定的明文规范，中央和地方（可以直至乡镇）行政机关随意通过行政法规、规章甚至其他规范性文件创设处罚、许可、强制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些简单易算的情形，并不是没有，政府为此进行精打细算，也是必要的。这种立法策略虽然取得成效，毕竟会遗漏其他行为类型，也会出现没有必要的规则重复。
可是，假如一个项目可以带来数千人的就业、上亿元的年税收以及其他相关产业发展，但它也可能造成比较严重的环境负面影响，那么，究竟是引进该项目的决定更有效率，还是相反。引论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始终牵扯经济和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就是政府如何调整其在经济、社会事务中的作用。无论如何，在一个公开与不公开的长期拉锯战中，政府的开放是注定的趋势。例如， 1983年的《国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虽然还有政府计划痕迹，但根据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进行，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原则，授予企业拒绝计划外非必需生产任务、选购计划外的物资、自销产品、产品定价、申请出口等诸多权利。
这些文件虽然昭示执政党对反腐的高度重视，可反腐工作还是给人以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它需要充分的风险交流或沟通，但又要防止交流或沟通造成更大迷惑或恐惧。
文件等级最高的也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0年7月8日所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其中提到：培育专业教育服务机构。当然，有限政府并不意味着政府越小越好。二是公共治理主体通过合意契约完成对特定公共事务目标的共同作用。除非受到不当干预，法院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与否进行审查并作出相应裁判，基本是不成问题的。
从处罚、许可、强制的设定权问题延伸开来，就会触及在中国宪法和立法体制中行政机关的创制权，即在没有立法机关明确且具体授权的情况下，创设影响人民权利义务的法律规范的权力。人民知情政治是民主的基本前提之一。相比较而言，中国官方文件中出现的并不多。该决议描述道：当前在我们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倾向，是走发展国民经济的新路子，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障碍。
相比较行政系统内部上对下的层级指挥和监督，法院在行政审判中的监督，被认为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可靠性。不过，尽管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局限是必然的，但迄今为止，责任、有限、开放、理性、公正、诚信、廉洁、效能等，被认为是现代治理体系中政府应有的品质，公共治理、协作治理也被认为是比单纯政府统治更好的选择，这些都有助于缓解治理局限以及可能的治理危机。
在理论上，让政府守法，就是让政府真正向制定法律的人民代表机关负责，让政府真正向代表机关背后的人民负责。中国目前还没有一部这样的行政程序法，只是如上所述，在行政立法、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行为类型上，制定了相对具有统一性的规则。
在1997年制定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之下，清洁发展机制旨在允许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级的减排量抵消额的转让与获得，从而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有些问题的答案是简单的，如政府不能以计划、命令等方式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管理，尤其是非国有企业。每一项许可/审批都与人民从事某项活动是否需要经过行政机关事先的严格审核有关。中国古代并无这一概念，古人也没有由此概念滋生的认识。当然，全球行政法主要发生在国际层面。中国清朝末年才有从日本引入行政法的学术活动，之后渐有民国时期的行政法制度缔造与运行。
它需要超越政府统治的多元主体治理，以克服单纯政府力量的不足，但又要避免治理的分散化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对投资项目责任主体所属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招投标情况的监督措施及监督机构名称（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
此后，2004年，中国行政法迎来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幸运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通过学者、政策制定者和法官的共同努力，中国行政法逐渐发展起比较成熟的一般原则(更经常地被称为基本原则），可以普遍适用于所有行政行为，以促进理性、公正和诚信政府的塑成。
然而，更多问题的解决并不如此容易。特定时空、领域，特定文化、历史情境，特定事项或问题，人民自生的或被培育的需求与期待，经济、社会力量的有效作用范围，政府与经济、社会的互动，政府的组织结构和机制，政府作出指令和执行指令的水平，政府的财力、人力资源，政府官员的素养与能力等，都会增加具体问题解决方案的复杂性。
第一，就具体领域特定事项 行政法不仅应该考虑政府简政放权的必要性、可行性，以界定正当合适的政府权限，也要考虑政府与市场、社会互动的良性机制。必须弥补这两个缺陷的共识最终推动《行政诉讼法》(1989年）的出台。03 全球治理是在全球化情境下产生的。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2018年3月20日发布实施），规定了监察法宗旨、依据和原则、监察机关及其职责、监察范围和管辖、监察权限、监察程序、反腐败国际合作、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等内容。
2000年，行政复议法实施的第二年，全国行政复议申请量是74，448件，2014年为149，222件。行政法一般原则的功能在于，在法律规定抽象、含糊或者缺位的情况下，它们可以赋予抽象、含糊规则以具体的规范性要求，或者可以直接填补法律空白。
第三，信赖保护的方式包括存续保护（保持行政行为不变）和补偿保护（因更重大公共利益的需要而撤销或变更行政行为，但对信赖利益的损失予以补偿）。更令人担忧的是，资本和权力又极易形成腐败的联盟。
而在推动政府负责任地、可信赖地退出方面，行政法及其不间断的发展，虽然不是唯一但绝对是举足轻重的动因。机构改革乃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成效究竟如何，也许较难评价，但四十年来始终以适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效能政府为目标之一，是有目共睹、众所周知的。
尽管如此，不少国家制定行政程序法典，试图对政府行为作出合理分类，并在不同类别中寻找对应类别共性的规则。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准入、资助、监管和行业自律制度。该判决书还登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2期。于是，同市场、社会力量兴起紧密勾连的政府重塑，与有着如此属性功能定位的行政法，一拍即合。
一个所谓的法律原则，只是停留在学说层面，而不能被实际应用，那就称不上是真正的法律原则。行政许可和审批直接关联经济和社会的自由自主程度，以及对应的行政机关干预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界限。
只是，它对中国国内的立法、行政以及司法，却少有影响。哪些领域应该面向全球放开市场准入，不再让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国有企业垄断或者占据支配性地位。
而就在事后究责型的行政诉讼、复议、赔偿机制搭建以后，一般行政法层面又陆续完成三部重要法律的问世。社会治理也比公共治理更多出现于国家机关、行业团体的文件中。
